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各種新舊問題與復雜矛盾疊加碰撞、交織發酵，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完善全球治理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議題。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國日益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引領國際體系和秩序變革方向，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是時代課題
當前，國際社會面臨哪些會對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產生較大影響的全球性問題？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意義何在？
吳志成【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全球發展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上升，國際社會面臨諸多錯綜復雜的全球性問題。
一是全球經濟長期疲軟。全球經濟面臨增長速度放緩、債務危機加重、宏觀金融風險加大等一系列挑戰。聯合國發布的《2025年全球經濟形勢與前景年中更新》顯示，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放緩至2.4%，較2024年2.9%的增速明顯回落。二是地區沖突多點頻發。俄烏沖突延宕，巴以、黎以、伊以沖突蔓延，泰柬邊境激烈交火，蘇丹、布基納法索、敘利亞、阿富汗等多國面臨人道主義危機，地區沖突外溢帶來移民問題、社會動蕩等風險交織，進一步惡化全球發展環境。三是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峻。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提出，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達到新高度，部分后果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內不可逆轉。2024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溫度、溫室氣體濃度、海洋熱含量、全球平均海平面等指標均達到有觀測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四是全球糧食危機嚴重。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等發布的《2025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2024年53個國家和地區共有超過2.95億人陷入嚴重饑餓，較2023年增加1370萬人。面臨災難性饑餓的人口數量達190萬人，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五是全球貧困和不平等加劇。在地區沖突、經濟低迷和極端氣候頻發等多重危機沖擊下，全球貧困問題愈加嚴峻。世界銀行發布的《貧困、繁榮與地球》報告顯示，全球有近7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15美元，占全球總人口的8.5%，預計到2030年仍將有7.3%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六是全球數字鴻溝拉大。世界各國以及地區、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十分突出。據國際電信聯盟發布的《2024年事實與數據》報告，預計2024年5G將覆蓋全球人口一半以上，但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高收入國家84%的人口被5G覆蓋，而低收入國家只有4%的人口可以使用5G。
全球治理是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各行為體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應對全球性挑戰、管理全球性事務、維護正常國際秩序、擴大全球公共利益的過程與行動。二戰后，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機制的建立，開啟了現代意義上全球治理實踐的序幕。冷戰結束后，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化拓展，全球治理實踐迅速展開，國際社會在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網絡安全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然而，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制約了全球治理成效。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普遍最廣泛的國際組織缺乏強有力權威，國際關系法治化和民主化尚未實現。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凌主義干擾，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貧困國家的發展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國際社會對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現行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為自身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一方面，參與全球治理是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的體現。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從世界體系邊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顯著增強。面對嚴峻復雜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我國也有能力、有信心、有經驗、有底氣為推動全球發展、共建美好世界貢獻智慧和力量。
另一方面，參與全球治理是共建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當前，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限性顯露無遺，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主義給各國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就是要對現存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進行改革和創新，使之符合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現實，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為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切實可行的路徑。
促進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我國如何通過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引領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任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全球經濟治理是指各國通過協商在貨幣金融、經貿投資等領域建立國際規則，借助二戰后形成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正式國際組織以及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平臺機制，加強宏觀經濟協調、減少金融不穩定性、降低經濟活動交易成本，進而提升世界經濟韌性與促進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過程。
當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國際經貿秩序遭遇沖擊，金融穩定風險加劇，世界經濟復蘇步伐頻遭阻滯，全球經濟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驟然上升。然而，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各國亟需在財政、金融、貨幣等方面加強宏觀政策協調，營造開放、包容、非歧視的國際經濟合作環境。以我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迎難而上，在豐富和創新治理理念、應對公共赤字、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設穩定型世界經濟。呼吁完善風險防范和應對體系。我國多次強調，主要經濟體尤其是發達經濟體要負起責任，增強匯率政策協調，謹防相關政策的外溢性風險。呼吁國際社會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形成全球金融風險全流程處理機制，涵蓋風險監測、事前預警、有效處置等關鍵環節，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提供危機救助，確保其能夠有效應對風險。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借助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平臺機制，以我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按照各方商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推進份額改革、進行股權審議，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包容性和創新性方案。我國推動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具包容性、針對性和多元化的融資選擇。新開發銀行加大對金磚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本幣貸款比例，推動成員國加強金融政策協調，增強應對匯率波動風險的能力。
加強多邊貿易治理，打造開放型世界經濟。不斷擴大開放，為世界經濟注入穩定性與正能量。當下，美國奉行“美國優先”政策，以“對等”之名行單邊主義、貿易霸凌之實，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秩序的健康穩定，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勢相悖。與之相對，我國為全球貿易暢通與產業鏈優化作出努力，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成為世界貿易和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為打造開放、包容、有韌性的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今年上半年，我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金額為11.29萬億元，增長4.7%，占進出口總值的51.8%，較去年同期提升0.9個百分點。其中，對東盟進出口3.67萬億元，增長9.6%。同期，對歐盟、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進出口也實現增長。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譴責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人為地割裂世界市場的行為。呼吁國際社會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推進包括恢復爭端解決機制全面正常運轉在內的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參與全球發展治理，豐富并創新發展理念和方式。積極應對全球發展赤字，為全球發展融資提供重要補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發布的《2025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提出，大國對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的支持有限且不斷減少，財政空間不足，成為實現全球目標的主要障礙。我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各設立3500億元人民幣融資窗口，絲路基金新增資金800億元人民幣，以市場化、商業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帶一路”項目。開展知識經驗分享，謀求綠色可持續發展。我國發起全球發展倡議，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將自身發展經驗惠及全球，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提供者。我國承諾落實“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到2030年為伙伴國開展10萬人次培訓。此外，敦促發達國家履行責任義務，兌現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承諾，提升其應對氣候變化危機和實現綠色發展的能力。高度重視技術賦能，助力跨越數字鴻溝。由于基礎設施落后、技術能力不足、資金與人才短缺，全球南方國家正在陷入日益擴大的技術鴻溝、數字鴻溝、智能鴻溝。加之部分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貿易霸凌和“退出外交”行為頻發，阻礙了發展中國家數據資源的獲取能力提升。我國多次呼吁加強全球科技創新合作，通過建設“數字絲綢之路”等舉措，彌合數字鴻溝，適應產業變革。
共同破解全球環境治理難題
全球環境治理面臨怎樣的困境？我國采取了哪些措施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參與全球環境氣候治理？
俞海（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環境治理陷入困境。
全球環境風險挑戰日益嚴峻。氣候變暖趨勢仍在持續，極端氣候事件更加頻繁，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土地荒漠化形勢依然嚴峻，給人類生產生活和社會發展帶來挑戰。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24年氣候狀況報告》顯示，2024年是175年觀測記錄中最熱的一年，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達到新高度。聯合國發布的《202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169個具體指標中，僅35%進展順利、近一半進展緩慢、18%出現倒退。
發達國家綠色發展共識的弱化沖擊治理體系。近年來，受新冠疫情、地緣沖突等因素影響，世界經濟低迷、復蘇動力嚴重不足，國際社會更加關注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美國宣布正式退出《巴黎協定》，削弱了全球減排框架的約束力。歐盟受地緣政治變化、經濟低迷、能源危機等因素影響，綠色進程遭遇多方面挑戰。發達國家綠色發展共識弱化、戰略收縮，降低了國際社會的整體履約意愿，損害了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
行為主體博弈加劇治理無序化。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主導低碳規則制定，通過技術壟斷與資金壁壘破壞制度公平，漠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話語權不足，加之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承諾兌現率較低，發展權益與減排義務的平衡難以維系。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多邊治理體系碎片化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全球環境治理無序化。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環境治理中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經濟發展、減污降碳、改善民生等多重壓力疊加。新興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對傳統能源、水資源等剛性需求快速增加，加劇了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風險。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通過技術壟斷和規則主導對新興經濟體進行雙重擠壓。發達經濟體依靠碳捕集等領先技術掌控低碳供應鏈，提高技術許可費用，抬高新興經濟體減排成本。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要求進口商品提交部分環節的碳排放數據，增加了新興經濟體出口企業的檢測認證成本。發達經濟體刻意淡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向新興經濟體轉移減排壓力，在氣候資金和技術轉讓上行動遲緩，新興經濟體權益得不到保障。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堅持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強化頂層設計，構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等文件，為綠色低碳發展指明路徑。建立全國統一高效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實施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打造區域綠色發展高地。加快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率先實現土地退化零增長、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雙縮減，成為全球增綠貢獻最大的國家。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嚴控“三高”產能規模，穩妥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2024年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53.2%，比2023年下降1.6個百分點；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28.6%，比2023年上升2.2個百分點。推進城鄉建設發展和綠色生活方式轉型，加大環境污染治理力度，發展綠色建筑、綠色交通。
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國在致力于解決自身環境問題的同時，堅持多邊主義，建設性參與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努力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積極引領國際談判，通過領導人氣候外交增強全球氣候治理凝聚力，推動達成并率先簽署《巴黎協定》。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后，表明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立場，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強大動力。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推動解決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訴求。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作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主席國，協調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推動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擘畫新藍圖，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首批項目為6大洲15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無償資助。通過加強南南合作、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截至2024年10月，我國已與42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3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開展近百個減緩和適應項目，成立中阿、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蒙古、中亞、非洲建立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助力發展中國家荒漠化防治。（來源：經濟日報）
